“一帶一路”許多國家向聯合國提交了碳減排行動計劃，并制定了宏偉的能源轉型戰略，但這些氣候轉型的行動需要巨額資金支持。目前許多國家主權債務風險上升，轉型所需的資金缺口日益擴大。

聯合國數據顯示，發展中國家平均面臨每年約4萬億美元的可持續發展融資缺口。根據清華大學發布的調查數據，“一帶一路”國家在2016~2030年期間若想按期實現《巴黎協定》提出的氣候目標，則存在超10萬億美元的綠色投資的資金缺口。

同時，發展中國家亟須獲得更多的融資和贈款以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2009年以來，全球氣候談判設定了每年籌集1000億美元的目標，用于支持發展中國家采取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但到目前為止，這1000億美元的目標尚未實現。

因此，中國在“一帶一路”國家的綠色投資，勢必伴隨著海量的項目落地，為中國綠色投資走向國際提供巨大的發展場景，也為全球綠色低碳轉型做出貢獻。特別是在當前貿易戰和美國退出氣候變化協議的背景下，推進“一帶一路”中國綠色投資將更為重要。

“一帶一路”中國綠色投資的巨大潛力

“一帶一路”國家擁有發展清潔能源所需的水力、風力、太陽能等自然資源，在聯合國氣候發展目標倡議以及傳統能源供應受阻的雙重推動下，許多“一帶一路”國家積極開發水力、風力、太陽能等清潔能源。近30年“一帶一路”國家新能源消費增長了868%，超過全球平均增速。阿根廷、巴西、塞爾維亞等國均設定了碳中和目標。

未來中國“一帶一路”綠色能源投資中，風電光伏等新能源項目有大幅度增長。中國光伏技術創新持續發力，光伏成本得以進一步下降，并促進了光伏產業的規模化發展。除了可再生能源領域，“一帶一路”國家在氫能、儲能、公用事業級儲能電池及新能源汽車等新興行業市場，同樣為中國企業帶來了重要發展契機。在這些新興領域中，處于領先地位的中國企業將依托自身強勁的制造實力、有競爭力的成本和技術優勢，積極拓展海外產能，進而推動“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綠色投資規模的進一步擴大。

中國綠色投資可以緩解“一帶一路”國家的融資約束。一方面，相比于傳統技術創新，綠色技術創新面臨更大的融資約束，“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可以緩解企業資金壓力。另一方面，對于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企業來說，“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對企業項目的支持可以有效緩解企業融資約束。首先，亞投行、絲路基金等由中國和相關“一帶一路”成員國發起并創立的金融機構已經為“一帶一路”相關合作項目提供了海量的綠色投資。其次，部分“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對于中國參與建設的企業給予了優惠政策，為中國企業的綠色投資緩解了一定的資金壓力。最后，參與“一帶一路”綠色投資項目的企業在受到國家政策支持同時，會使銀行業等金融貸款機構提升對企業的信任水平，并通過擴大貸款規模等措施進一步緩解相關企業綠色投資的融資約束。

“一帶一路”中國綠色投資面臨諸多挑戰

第一，綠色標準不統一。“一帶一路”中國綠色投資道路受阻，不利于為發展提供市場。當前，中國與歐盟是全球綠色金融領域的兩大重要市場。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同一項目在不同國家可能面臨差異化的認定標準，這給部分投資主體的跨境投資活動帶來了一定困擾。對于“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而言，中歐等經濟體聯合發布的《共同分類目錄》具有重要參考意義。該目錄不僅能為金融機構開展綠色金融業務提供操作指引，還可為持續推進多邊綠色標準合作提供有益借鑒，更能為國家間的氣候合作打造可參考的金融范本。但《共同分類目錄》在實際投資中的應用仍然存在諸多限制，并不能完全適應中國對外的綠色投資項目。除了全球綠色標準尚未制定國際通用的規則之外，中國內部的綠色金融也缺少完善的指導體系。例如，中國企業尚未建立統一的環境污染披露制度，綠色項目認定標準不統一，金融機構間數據不互通等。

第二，一些“一帶一路”國家可持續發展理念不足，經濟發展基礎較差。“一帶一路”國家中大部分經濟發展較為落后，支柱型產業主要以第一產業和污染較為嚴重的資源和人力密集型的第二產業為主，由于技術和發展理念的落后，經濟的綠色轉型面臨較大困難。部分國家除經濟發展弱勢外，還面臨電力短缺。根據國際能源署的數據，部分非洲國家超過半數的人口仍處于缺電狀態。

第三，“一帶一路”國家政治不穩定可能對綠色投資帶來風險。“一帶一路”綠色投資需要沿線國家有較為穩定的政治局勢以滿足項目的籌備與建設。然而，部分“一帶一路”國家經常遭受宗教或政局動蕩的影響，中國的綠色投資可能面臨不確定的政策因素，項目因此面臨違約風險。即便政局較為穩定的國家，政府換屆同樣存在新任政府領導人不認可前任政府投資項目的情況，造成項目建設缺乏連貫性。

第四，“一帶一路涉及區域范圍廣，沿線各國國情和發展需求不盡相同。不同國家在經濟發展水平、文化發展和生產力發展等多個維度上差距較大。國家間協同發展難、出口標準不統一、需求差異大等問題，增加了中國境外綠色投資的難度。

第五，“一帶一路”投資項目的不穩定性制約綠色投資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作用。近年來國際地緣沖突頻發，俄烏沖突以及中東地區的區域沖突爆發使“一帶一路”國家不僅面臨經濟發展的巨大壓力，還面臨國際政治中的戰爭風險。這些因素導致許多“一帶一路”國家缺乏全力發展經濟的意愿和國際環境，進而增加了中國新質生產力向“一帶一路”國家推廣的難度。除“一帶一路”國家自身發展受限外，中國科技發展也面臨著嚴峻的國際環境挑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陣營通過貿易戰和科技戰等措施，限制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發展和國際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也為中國綠色投資在“一帶一路”投資項目中的發揮增大了難度。

“一帶一路”中國綠色投資發展的政策建議

第一，參與國際綠色標準制定，完善“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制度支持，提高項目投資風險評估水平，為綠色投資提供制度保障。首先，國際上尚未建立全球統一的綠色標準，中國和歐盟作為全世界最大的綠色市場，對于綠色標準和體系的構建具有較大優勢。因此，中國應積極參與全球通用的綠色標準制定。在全球綠色轉型發展的背景下，在制度體系構建和標準制定中把握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話語權。在國際標準的建立中，需盡快完善中國的內部標準和平臺建設，建立完善的企業環境信息披露制度、評估制度以及統一的信息數據平臺等，為中國綠色標準與國際社會綠色標準對接做好準備。其次，中國的“一帶一路”綠色投資應完善跨國投資的風險評估機制和投資流程，以降低“一帶一路”綠色投資的政治及環境風險。最后，中國應鼓勵社會和其他國家的資金加入“一帶一路”綠色投資，發揮多邊合作的制度優勢，擴大“一帶一路”綠色投資的資金規模，建立健全綠色金融支持體系。

第二，優化“一帶一路”綠色投資的項目和區位位置決策，降低綠色投資投產風險。由于大部分“一帶一路”國家均為發展中國家，經濟基礎較為薄弱，且綠色發展的意識還未全面形成。因此，“一帶一路”綠色投資的項目區位設定需同時考慮項目經濟性和東道國區位優勢，以最低成本促進“一帶一路”國家的共同綠色發展。除考慮自然資源之外，還應重點評估東道國的政治及社會環境風險，避免因政治問題造成項目的不可持續，以及社會環境風險造成的項目成本不可控。

第三，中國企業應提高創新投入，加快培育綠色新質生產力。一是提升創新意識，培育企業內部創新友好氛圍，鼓勵員工發展高精尖綠色技術研發意識。二是采用符合新質生產力要求的生產工藝和生產流程，提高產品競爭優勢。三是引入國際先進管理模式以及人才，提高企業全要素生產率。

第四，推動“一帶一路”科技示范區建設。發揮“一帶一路”中國綠色投資帶動新質生產力輸出的通道作用。探索在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等重點領域建設更密切的科技發展伙伴關系和科技輸出通道，建立海外技術推廣示范區，開拓海外綠色技術輸出渠道和市場，為促進中國“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快速發展提供市場基礎。

（作者系廈門大學管理學院講席教授、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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