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高考，本周末沒有“蘇超”，部分人的失落感，比周四晚上國足輸球，提前告別2026年世界杯還來得嚴重。原本只是江蘇省內“十三太保（13個設區市）”的球場“內斗”，卻在全國范圍內“火”出圈，并因此帶動大量文旅消費，攪熱賽事經濟，可謂“文體搭臺，經濟唱戲”的優秀范例。

“蘇超”的成功令其他地方羨慕，一些地方于是躍躍欲試，想“抄”一下“蘇大強”的“作業”，在本地也復制一個“某超”或“某賽”出來。據專家們分析，“蘇超”成功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江蘇地市經濟相對發達且較為均衡，“十三太保”均位居全國城市GDP80強之列；二是江蘇足球發展水平較高，群眾基礎較好；三是江蘇深厚的“地域梗”文化加持比賽，放大了賽事影響力。

看到這三大原因，許多地方犯了難：自家不具備這些條件，這“作業”沒法“抄”啊。這兩天，筆者和幾個平時跟政府打交道較多的“懂球帝”朋友聊了聊，也是這個感覺。但我們也有所發現，就是“蘇超”之所以能獲得成功，還因為躲過了幾個“陷阱”。對于其他地方政府來說，有些作業“抄”不來，但避“坑”經驗還是可以借鑒的。

第一個陷阱是決策不遵流程，任由領導拍腦袋決定。近些年來，各地貫徹依法治國、依法行政和科學民主決策卓有成效，但僅憑領導好惡拍腦袋決策，并且決策失誤的情況仍屢見不鮮。

例如，日前，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通報10起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典型問題。其中，江西省撫州市科學技術協會原黨組書記、主席劉俊福，在擔任撫州市臨川溫泉景區黨工委書記期間，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不加論證短期內盲目引進打著生態發展等旗號的“特色小鎮”項目，投入大量資金搞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因脫離當地發展實際，這些項目大面積爛尾，造成土地閑置、資金浪費。

“蘇超”的設想也是江蘇省領導提出的，但并非拍腦袋決策，而且一開始也不是“高舉高打”，對賽區場地的要求僅為不低于2000座。據江蘇省足球運動協會副主席王小灣對媒體介紹，去年12月份，江蘇辦了一個足球發展重點城市南京和蘇州對抗賽，希望借此帶動全省足球熱潮，普及足球文化。嘗試的反響非常好，省領導于是提出“蘇超”的想法。隨后，省政府召集相關部門開會研究，各地政府共同發力。承辦單位就賽事規程等反復征求各參賽隊意見，共同完善。整個過程都群策群力，充分保證了民主。

可見，被網友們譽為“天才發明”的“蘇超”，更是科學民主決策的產物。其他地方如果想舉一反三搞自己的“某超”“某賽”，切記避開領導個人心血來潮盲目決策的陷阱，堅持科學、民主、審慎決策，同時密切跟蹤實施效果，分析研判形勢，適時進行調整。

第二個陷阱是包打天下，管得過寬過細。一些政府部門如果以為自己無所不能，什么都插一手，甚至直接代勞，往往容易出問題。在這方面，遠到上世紀末河南鄭州設立“饅頭辦”，近到前不久河北三河的招牌“紅改綠” 事件，都是教訓。

反觀江蘇各級政府在“蘇超”上的操作，則是簡政放權、充分發揮市場創造力的正面例子。“蘇超”聯賽由江蘇省體育局與13個地市政府聯合主辦，由各設區市體育局、江蘇省足協、省體育產業集團聯合承辦。辦賽過程中，政府只做了三件事：授權承辦單位制定規則（依身份證號等確定參賽資格，每隊最多限3名職業球員）；提供硬件設施保障（盡可能選擇距離近的體育場，并且根據觀眾人數及時升級）；“圍觀”群眾和媒體造“梗”（不指導示范發通稿，只要無傷大雅皆不干預）。賽事爆火后，各地政府才在招徠和接待球迷、游客方面主動作為。

有人說，“蘇超”的成功，政府的放權、退后一步，反而激發出民間智慧、市場活力，堪稱“神助攻”。誠哉斯言。當前，國家正在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歷史和現實證明，政府部門管得過多過細，既管不了，也管不好，還不利于激發市場活力，促進創新。發展經濟，政府部門的職責主要是“搭臺”，而不是“唱戲”。政府部門的“戲份”越多，市場的“戲份”就越少，觀眾也會越少，最后可能只能自娛自樂。

第三個陷阱是“賺錢”心切，與民爭利。在媒體采訪中，王小灣的一句話讓筆者印象深刻。他說，“我們辦賽的理念是以人民為中心。從培育足球市場角度而言，我們票還是要賣，但是價格就很親民，比如說5塊10塊。”筆者查詢發現，大多數“蘇超”比賽的票價在10元左右，很多還隨票附送小禮物，無疑是“虧本”的。盡管部分場次已被“黃牛”炒至200~500元，但官方票價依然不變。

官方數據顯示，“蘇超”第三輪場均觀眾已突破1.5萬人，后面包括淘汰賽在內，還有至少65場比賽。如果平均票價增加一二十元，很可能依然好賣。有人就此覺得，主辦方犯“傻”了。但在筆者看來，這正是“蘇超”的高明之處。誠如外界所言，作為經濟大省強省，江蘇不差那幾百萬乃至上千萬元球票收入，反而以區區幾百上千萬元球票錢，換來了全民狂歡和賽事經濟火熱，贊助商、合作伙伴盈門，以及空前的廣告效應。這些收益如果全部換算成收入，何止以千萬計？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提出，執政者對待百姓之道分為五等：“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再次教誨之，再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可見，“與民爭利”被視為下策。當前，我們的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也應抱有不與民爭利的自覺，克制“賺錢優先”的沖動。經濟搞活了，企業、老百姓賺錢了，相應的納稅增多了，政府自然能跟著多“賺錢”，否則無異于殺雞取卵。

所以，從某種角度來說，政府只有越不想“賺錢”，才越能“賺”到錢。有心“抄‘蘇超’作業”的地方政府，不妨時刻提醒自己：“搭臺唱戲”千萬避開上述三大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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