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年81歲的捷克裔環保能源學者，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退休教授瓦克拉夫·斯米爾（Vaclav Smil）最為人所知的作品之一，是2019年的《增長：從細菌到帝國》（Growth, from Microorganism to Megacities），書封上有彼時熱衷于全世界買農田的比爾·蓋茨的推薦語。其中，斯米爾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觀念——經濟增長是“物流概念”，而非指數概念，大意是說，人口越來越多，原本的物質資料無法滿足人類的需求，流通工序越來越繁復，經濟才呈現一種增長態勢，而非人們普遍假設的，經濟增長來自科技進步、創新、生產力提高等。從這一觀點再進一步，當然就是人類社會并不應該無條件追求增長，因為首先，按照斯米爾的邏輯，在人口負增長的情況下，經濟正增長幾乎是不可能的（這一條正日漸被證明是事實）；其次，盲目追求增長過程當中消耗的能源、耕地、自然資料全部無法逆轉，也就相當于在貸款增長、透支增長，肉眼可見長此以往一定無以為繼。
但問題來了：當我們開始用“長此以往”一類詞語的時候，“長”到底有多長？當下時髦的MBTI人格分類把人分成短期主義者（S人）和長期主義者（N人），數據證明社會上大多數人是S人，而環保主義者可能是N人里最N的一種，他們總在試圖用千百年前發生的事預測千百年后發生的事。這種看不見摸不著的危言聳聽，坦白說，在特朗普又一次上臺的2025年，早已讓大部分只想及時行樂、通過水漲船高的經濟增長多掙點錢，也不在意所謂地球未來的S人老百姓感到疲憊不堪。
斯米爾顯然是一個長期主義者，但他可能是極端環保主義最不喜歡的那類理中客。斯米爾擅長陳列數字并用數字論證觀點，正是這一點使得他的作品非常吸引比爾·蓋茨一類憂患意識很強的科技富豪。要了解環保主義的真正目的，必須要了解有錢人為什么愿意在這一事業上投資或捐贈大量金錢。而要了解這點，必須了解他們從哪里得到了說服他們的理論指導。我就是抱著這樣的目的讀斯米爾2025年的新書《如何喂飽全世界：食物的歷史與未來》（How to Feed the World：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Food）。
一開始，斯米爾就正面批判了極端環保分子的災難主義論調。在他看來，那些想要人類回到捕獵時代的原始主義者（在美國有一定數量的人宣揚一種模仿舊石器時代原始人的飲食方法，不吃任何加工過的食物），那些不吃主食的生酮飲食者，以及極端的素食主義者，從環保的角度來看，數據上都不占理。當下的食物生產已經能做到人均每日3000千卡，浪費掉的食物則有1000千卡。每天，世界上1/3的食物都直接進了垃圾桶。人類當下并不是因為吃飯吃肉消耗太多資源，而是直接在浪費。斯米爾說：“如果你的收入丟了1/3，你肯定會嘗試改變。但似乎沒有任何人覺得有改變這一事實的緊急性。”
既然從數據上看溫飽問題早已解決，最多有些分配不均的問題，為何糧食危機依然是一個經常被提及的話題呢？斯米爾首先探索的問題是人類文明為什么最終依賴農耕存在而非捕獵或者游牧。他的論點從人類學、進化科學里來。在人類還是其靈長類祖先的時候，森林水果是它們的主要食物，蟲子和小哺乳動物占較小的比重。這種情況下，每一平方公里的森林平均只能養活1.5只黑猩猩。雖然黑猩猩更大，比人類消耗的食物要多，但可以想象原始叢林無法提供足夠的食物養活一大群人。斯米爾引用了19和20世紀300多份對依靠叢林覓食存活的原始人群的研究，研究顯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只有1/4個人，最少的地方不足1/10個人。與此相反，農耕文明社會如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如菲律賓馬尼拉，每平方公里的人口高達7萬。可以說，人口增長是食物充足供給的必然結果。斯米爾認為，迄今農耕依然是人類社會之本，是其他任何食物供給方式都不能取代的。
《如何喂飽全世界》一書的主旨便在此。與其說斯米爾憑空擔憂人類在未來會面臨饑荒，不如說他害怕當下的時髦飲食論調和對傳統農牧業的不重視有可能成為未來饑荒的罪魁禍首。比如斯米爾反對在小部分人群里流行的無碳水生酮飲食法。成年人每天應當攝入2500千卡左右，專家認為其中45%~65%應當來自碳水，20%~35%來自脂肪，剩下10%~35%來自蛋白質。每100克碳水能提供800千卡的能量，而生酮飲食主張的水果加蛋白質飲食里，每100克水果只能提供70千卡，里面也很少有脂肪。對小部分注重身材的人來說，低碳生酮飲食聽起來只有好處沒有壞處，但如果我們跟隨他們的腳步發展，減少耕作主食，喂飽全世界還是可能的嗎？
斯米爾真的做了不同假設。如果按照黑猩猩的活法，80%的食物是水果，當代成年人每天必須吃4~5公斤的水果，水果產量要達到今天的400倍才能喂飽所有人。如果按照大猩猩的吃法，每天65%的食物是草根蔬菜，人類的腸胃只能吸收蔬菜10%的營養，里面很少有脂肪和蛋白質。很難預計需要種多少菜才能喂飽人類。而如果我們像在冰河時期一樣，靠捕獵大型食草動物為生，斯米爾認為，即便把1800年前還存在的所有野牛全部吃掉，也只能喂飽200萬人，相當于當時全美國的人口數量，絕對無法滿足今天的人口。總而言之，除了種植糧食和飼養動物以外，斯米爾認為，人類是沒有辦法喂飽所有人的。
作為一名跨多學科的學者，斯米爾在他幾十年的學術生涯當中研究各種問題，從能源到農業，從鋼鐵石油到人類文明起源，一種我只能形容為“存活主義”的本能一直貫穿他的作品，這很有可能跟他成長在物資稀缺的二戰時期的捷克農村有關。后人類時代的主流思潮對繁衍性質的存活不感興趣甚至反感，認為人類用所謂的文明背叛自然是原罪的比比皆是，如著名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那本研究東南亞農村的《反谷》（Against Grain）里的觀點，認為耕地剝奪了農民的自由，使得農民必須給某種組織機構上交糧食，因此他似乎希望回到更原始、更接近大自然的叢林覓食時代。自己就來自差不多這樣的地方的斯米爾認為這顯然是無稽之談，沒有任何一群人能在環境情況變數很大，還有相當多競爭對手的情況下單純靠在大自然里覓食存活。
另一種是純粹資本主義的思維。種植主食的耕地效率不高，夷平耕地造房子能帶來更大的GDP收益，飼養動物更是非常麻煩也不符合當代人的生活環境，用人造肉、合成肉取代肉類生產是否對所有人都更好？對這種想法，斯米爾一定程度上是認同的，因為就當下批量工業化生產肉類的情況，每種肉的生產成本非常不同。每公斤雞肉的飼料成本是牛肉的1/15，豬肉的1/6。這種情況下，吃牛肉聽起來好像不可理喻。當然這是在刨去不能吃的部位之前。斯米爾認為中國人連雞爪一起吃掉的行為顯然最為“環保”。更不用說，養牛占據的空間也更大，用水更多，甚至養牛釋放的甲烷也相當污染環境。
斯米爾引用了遺傳學家費奧多西·多布然斯基的理論——“自然界只有一個邏輯便是進化”。這種“存在即合理”的態度說實話談不上多么客觀。不爭的事實是，小時候沒吃飽飯的人跟小時候吃得太飽、吃一半扔一半的人天生不可能在糧食問題上達成共識，什么現實數據都改變不了這點。所以你不得不說，斯米爾的恐懼絕對不是沒有道理。有錢人的精致飲食，生酮也好，石器時代也好，有機也好，素食主義也好，人造肉也好，跟數量巨大的普通人的溫飽需求沒有基本共性。美國很多城市曾經以健康為名，為了勸窮人少喝碳酸飲料而征收“汽水稅”，但如果你仔細想想，這其實等于是在收窮人稅，富人變了種的碳酸飲料（什么巴黎水、康普茶、香檳酒）卻全部不在征稅范圍之內。又比如，有錢人最喜歡的有機農業雖然聽起來保護環境，實際上產量遠遠不能跟上非有機農業，唯一的好處是能把單價提高，達到了更高的盈利效率。這真的是一種環保主義嗎？
當我們談論效率時，談論的是人類作為共同體的存活效率，還是經濟活動的效率，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斯米爾認為農業比生產iPhone要更為重要。美國農業部的數據顯示，2022年，美國10.4%的勞動人口從事農業工作，約為2201萬人。在中國和其他一些農業大國，農民的比例更高。中國的農業勞動力是全部勞動力的24%，還沒算上餐飲、服務業等其他飲食相關行業。“民以食為天”不是一句空話，但農業的盈利能力比起比如互聯網行業，一定低得多，也更不受重視。農民進城務工是我國過去幾十年的獨特現象。沒有人愿意當農民，而如果沒有人愿意當農民，糧食的供給似乎勢必要出問題。
如何在減少環境損害的情況下喂飽全世界？讀完這本書，你可以意識到，像很多名義上的環保問題、能源問題一樣，恐怕到最后這依然是個“喂好有錢人還是喂飽所有人”的階級問題。
《如何喂飽全世界：食物的歷史與未來》
（How to Feed the World：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Food）
瓦克拉夫·斯米爾（Vaclav Smil） 著
Viking Publisher 2025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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