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集美是一塊魅力之地。這里既有濱海風光、漁村景色，是知名的旅游景區，也因擁有從幼兒園直到大學的集美教育群落，而聞名海內外。打造這一切的是百年前活躍于南洋的知名僑領陳嘉庚，他為改變鄉風文明和建設祖國而興辦現代教育，以學校為動力來牽動集美大社的現代化。

近年來，隨著創意產業人群涌入集美大社，古村落擁抱了小眾文藝，這里成為每逢節假日人流如織的打卡地。2023年，第一財經曾報道集美大社怎樣從衰落中的城中村轉身為文化創意潮流聚集地。

在新書《作為方法的空間：嘉庚故里模式語言》中，廈門市城市規劃研究院顧問、原集美大學美術與設計學院外聘教師劉昭吟，以2020年9月~2025年4月在集美大社租住的經歷，沉浸式走訪研究嘉庚故里（即集美學村 集美大社），以類似詞典的方式，通過30個詞條解讀嘉庚故里的魅力，探討其歷史中的文化精神和社會空間的演變，提出環境修補的空間策略。

水上的集美“鄉”味

2020年，劉昭吟到集美大學任教。機緣巧合，她租住在一位同學在集美大社的自建房，這棟房子屬于同學的外婆。

劉昭吟說，大社雖然在20世紀50年代起就是鎮區，實行城鎮戶口政策，土地管理上其實更像是城中村。局促、擁擠、小宅基地的自建房形成開放街區，也造就小店密集的煙火氣。住在這里，既容易就近訪問村民，使做研究省力，也能“把細胞泡在大社里”，更好地體會這個地方的味道。

因緣際會地，劉昭吟去學賽艇，到現在也很愛；而賽艇，成就了她的這項研究。她說，在集美，如果不參與水上活動，就不能理解濱海的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

《作為方法的空間》一書的30個詞條中，與水有關的就占了7個。“集美海岸：自然野性的馴化”回顧了海對集美的深刻影響。1931年，作家、藝術家孫福熙記錄，到集美“非走海路不可”。而經過幾十年的城市化，集美半島可謂“離水上岸”。曾經有著洪澇、臺風風險的大海，部分地被征服，填造陸地成為集美的一部分，先后成為濱海公園、高級住宅區、水上運動基地等。

“泛舟：三池的靈氣”回顧了集美三處水池的前世今生。池上泛舟曾是集美學村的一道風景，老校友憶舊時總會提起劃船。在訪談中，劉昭吟了解到，直到1980年，在內池、中池或龍舟池劃船都很常見。內池所在地原為魚塘，最初是1913年陳嘉庚為建設集美小學而購買，1922年為開辦水產科改建為泅水池。1955年，池水相通的三池建成，成為人們劃船休閑的場所。

但現在，三池已無泛舟的安排，因擔憂親水活動的危險性，學生以劃船作為課外活動的情況已作古。劉昭吟認為，沒有泛舟就不能體現三池的靈氣，三池應恢復親水活動。集美學校委員會可以授權非政府非營利組織經營泛舟活動，可與賽艇俱樂部、皮劃艇俱樂部、龍舟協會等合作，展開研學、趣味競賽等，讓三池重現歷史上的生機。

在集美，持續了70年的龍舟賽與陳嘉庚一手打造的嘉庚教育遺產并稱。2006年至今，龍舟賽全面正規化、專業化，成為海峽兩岸交流、福建民俗文化傳播的一個重要場域。20世紀50年代，陳嘉庚多次親臨龍舟賽現場，還會鼓勵學生們在龍舟賽外圍項目“抓鴨子”中多抓幾只，“回去加餐”。

在劉昭吟看來，賽制提級是集美龍舟賽的榮耀，但也減損了鄉里鄉親個性化的、面對面的、社區性的自組織屬性。她建議，在正規化的龍舟賽之外，還可以有一些小型和業余的賽事，讓人們更多體驗這項極富集美特色的水上運動。

學村與大社的特殊共同體

劉昭吟最初對僑鄉的認識就是集美大社，但很快她發現，陳嘉庚建集美學校后，集美大社與集美學村成為整體，這才有了今天的意義。她把整本書分成上下兩篇：僑鄉之集美學村、共同體之集美大社。

集美人從清康熙年間開始下南洋謀生，至鴉片戰爭之后達到較大規模。集美華僑在南洋各地經營樹膠、錫礦、商業等產業，積累了財富和見識。

19世紀末，華僑開始著眼于僑鄉的建設發展，振興家族、參與救國。陳嘉庚曾在《南僑回憶錄》中痛陳當時國族、鄉里存在的問題，集美社為爭房械斗死傷之事令他尤為痛心。1913年，陳嘉庚在同安縣的鄉村看到嬉鬧的兒童衣不蔽體，深感自己必須行動起來。

《作為方法的空間》一書詞條“僑鄉：外向反身性”提到，“超越傳統家族范疇，陳嘉庚以身作則發起興辦教育、交通、衛生等公益事業，以謀大眾幸福，以興國家現代化”。陳嘉庚的行動，以建設集美學村、改變集美大社的方式，實現了“成就地域性公益事業和公共治理”的目標。

自1912年開始辦校，20世紀20年代集美迎來了一個關鍵時刻。因當時軍閥交戰，嚴重影響集美學校的安全和教學秩序，葉淵校長倡議劃定學校為“永久和平學村”，當時在新加坡的陳嘉庚也與名流共同呼吁軍隊撤出。1923年10月20日，孫中山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電令各方，批轉《承認集美學村公約》，“集美學村”由此得名。

隨后，成立了集美學村籌備委員會及其辦事處，規定集美學校和村社家長構成委員會，校長陳嘉庚為正會長，校長為副會長并任陳嘉庚的代理人。委員會成員按3比1（教職員6人，集美社家長2人），體現校—村權力關系。按章程，學村在校內外的重點任務也劃定了，包含了相當多的社會管理職能。盡管學村辦事處在1935年保甲制實施時被撤銷，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集美學村大體仍保持著“校管村”“校領村”格局，學校牽頭來辦學-村聯合體的事務。

20世紀50年代，集美學校的重建、擴建經費由國家補助，陳嘉庚主持；陳嘉庚的個人財力用于學村的公共設施。政府在集美的各項建設計劃，都需征求陳嘉庚的意見。1953年廈門市委根據陳嘉庚的建議，形成一條不成文規定，集美鎮歷屆常委或政府領導需有一名集美人擔任，直到1991年才改變。在這種集合體關系下，集美學村常年引領著集美大社的發展。

大社的窘境與復興

大社曾是集美的政治中心，集美學村辦事處、集美鎮人民政府和人民委員會都曾設在大社內。大社從1955年起就享有城鎮戶口政策，一度風光，但在改革開放之后，大社陸續被舊城改造項目所包圍。劉昭吟統計，1990年代初期至21世紀最初幾年，集美學村附近房地產開發項目累計建筑面積超過60萬平方米，總戶數超過7200戶。2011年“大社藝術部落”隨著房屋出租給藝術家而誕生，2014年官方確認發展“大社文創旅游街區”。

物理空間上的發展問題對大社來說十分實際，這也使傳統文化的保育和居民生活方式的更新被擺到了臺面上。劉昭吟在書中追溯了學—村聯合體的歷史沿革，她意識到，陳嘉庚希望打造的公共性在歷史中尚未達成。陳嘉庚也許沒有足夠的時間繼續實驗，另外，從各類機構到擁有房屋的大社居民個人，對如何支配資源，選擇何種生活方式，主張什么樣的權利，都有著自己的想法。

正月十五割香（刈香），是集美全境重要的民俗節慶，尊王宮的神明巡境到達集美的10個角頭，信徒接香。劉昭吟在書中回顧了正月十五割香復雜的歷史演變，并記錄了2023年的巡境路線。這一年，鞭炮是嚴格禁放的，使活動有些許遺憾。她在書中提出，經濟高速發展本身對傳統習俗已經有很大的沖擊力，在移風易俗的管理中可以采取一些柔和的措施，比如在規定的割香炮爐中放炮或使用鞭炮音頻等，對居民共同體意識的維持應有益處。

土地、房屋、公共空間、綠化等問題，在大社也是廣受關注的。或可說，在“2000年前的房屋均納入城市更新范圍”的當下，大社未來的更新改造如何做，在很多方面有待討論。劉昭吟在書中下篇以“共有地”“自建房”“僑房”“樹地”“可達的公廁”等多個詞條去分類分析，提出更新建議。她認為綠地對大社是尤為重要的，可以考慮把公廁改造與綠地結合，在大社逼仄的環境中，即便很小的開放空間都具有“肺泡”的作用，可改善陳嘉庚念茲在茲的“住屋與衛生”問題，并為大社的社區交往環境增色。

劉昭吟說，這本書詞典式的寫法是受克里斯托弗·亞歷山大《一種模式語言》的啟發。《一種模式語言》是20世紀建筑學領域最暢銷的書之一，是一本“空間語言的字典”，劉昭吟曾在泉州古城社區營造項目期間使用這本書組織讀書會，讓成員們學會如何在現場討論空間改造。她和張云斌用類似的方式寫嘉庚故里，提出了在地認識，也希望拋磚引玉產生更多模式。

最近，張云斌在溫州與禾口書店合作，辦了題為“回撥溫州：最后的水鄉村落”的Citywalk，以模式語言為方法，帶領讀者共同探索下川村。該活動反響熱烈，半天就報名額滿，參與者不再把空間視為建筑師的專利，紛紛期待張云斌召集《一種模式語言》讀書會。劉昭吟和張云斌的實踐，證明模式語言是種有效的空間賦能方法，他們希望這種方式能促進有價值的公共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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