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政治價值觀感召力、科技創新牽引力、流行文化吸引力以及外交政策正當性等集合要素共同鑄就的軟實力，讓美國在二戰后贏得了創建國際新秩序的主導國地位。但伴隨著本世紀尤其最近十年來霸權主義、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以及文化思想保守主義的甚囂塵上，美國軟實力開始遭遇殘酷撕裂和深度沖擊，且這樣的趨勢在進入特朗普新任期后表現得格外顯著。

被撼動的科技創新基礎

第二任期開啟不久，特朗普便簽署了解散與撤銷有關聯邦政府機構的行政令，除了教育部、聯邦行政研究院赫然在列，國家藝術基金會、國家人文基金會等也位列其中，此舉可以看成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內行為的延續。第一任期內，特朗普不僅解散了多個聯邦政府部門的科學決策委員會，而且大幅裁減了農業部等下屬科學研究組織的研究人員，并對氣候變化研究機構科研人員獲取相關數據采取了限制性舉措。除了撤銷許多研究機構外，第二任期至今，特朗普還開始了大規模削減科研經費政府撥款的政策行動。

《科學》雜志統計發現，作為基礎學術研究的主要資助者，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資助的項目除了受到特朗普政府的審查外，一些研究項目經費也被叫停，同時新發放的資助項目數量較去年同期下降近50%，其中工程、教育、計算機科學領域的項目影響最大，且先前自然科學基金會90億美元的年度預算被特朗普政府凍結。

無獨有偶，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用于設備維護、行政管理及合規審查的間接費用也從平均40%降至15%，同時國防部宣布取消了91項社會科學領域研究項目，特朗普政府還終結了對美國能源部的一些清潔能源項目的資助，并考慮將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2026年度科學預算經費從73億美元減至39億美元。

應當說特朗普也非常清楚科學研究的重要性，只是其眼中的科學研究僅僅局限在所謂“有用科研”上，比如對國家安全、產業鏈以及和國家競爭有直接貢獻的科研項目才配得到政府支持，至于基礎性研究、自由思想的探索等，特朗普認為實際價值不大。這種將科學研究功利化的背后潛藏著工具化訴求，即特朗普希望通過壓減科研經費告知科研人員，政府的投入決定著他們所在組織與個人的命運，科研人員應該少一些獨立精神，科研機構應該成為政府的附庸，這實際上是特朗普集權或極權政治思維的重要體現。

受到特朗普征服經費削減的困擾，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國家科學基金會和疾病控制中心等世界頂級科研機構不得已實施了大幅裁員，其中國家衛生研究院僅僅一個月里被迫終止了對700多項研究的資助，研究內容主要涉及性別和多樣性、新冠疫情、環境問題。而基于特朗普政府不確定的政策環境，越來越多科研人員正在考慮離開美國。英國《自然》雜志近期開展的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在1600多名完成調查問卷的美國科研人員中，約75%的受訪者考慮離開美國，同時690名回復調查的研究生中，有79%人考慮離職，340名博士生中有75%的人有同樣的想法。

在全球科學技術與教育領域，美國享有數十年的主導地位，并以充足的資金資源、獨立自由與支持創新的多元文化吸引著全球科學家。統計數據顯示，美國科技工程領域超過60%的博士為移民，2000年至2023年間美國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中有40%是移民。特朗普政府對科技的限制性歧視，已經令不少本土人才焦慮不安，美國后續是否還能對更多國際性人才產生吸引力是個問題。此外，雖然美國科研資金投入體量為全球第一，但中國正在加速追趕并躍居全球次席，緊隨其后的還有日本和德國，而論研究支出占比，美國已從曾經的第一名滑落到第八名，且這種下滑趨勢很可能伴隨著特朗普的緊縮科研資金政策而加劇。多種因素集合之下，美國軟實力的重要基礎難免不發生削弱與動搖。

被壓制的大學教育精神

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一年后，哈佛大學等多所美國高校爆發了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并引起了特朗普政府的關注。除了要求根除“反猶主義”以及廢除高校向少數族裔傾斜的多元化舉措外，特朗普政府還致函哈佛大學，敦促學校改革和重組，包括停止一切基于種族、膚色和國籍等因素的優待；改革國際學生的招生流程，避免錄取敵視美國價值觀和制度的學生；關閉所有與“多元化、公平與包容”政策相關的項目。

特朗普的“長臂管轄”引來哈佛大學校長艾倫·加伯的硬剛，指出特朗普超越了聯邦政府的權力，侵犯了大學的第一修正案權利，并且強調任何政府都不應規定私立大學教授什么課程、招收和聘用哪些學生、從事哪些研究和探究領域，哈佛大學也明確拒絕了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對管理結構、招聘及招生政策進行大幅改革的要求。

隨后，60位現任和前任大學校長在《財富》雜志上聯名發表文章對艾倫·加伯展開聲援，特朗普政府也進行了強勢回擊，迅速凍結哈佛大學約22.6億美元的聯邦經費撥款。特朗普還在其社交媒體發文，威脅將哈佛大學視為“政治實體”征稅，取消其免稅資格。

其他大學也遭遇到了聯邦政府的財務制裁，其中普林斯頓大學2.1億美元的研究資金被“暫停發放”，哥倫比亞大學4億美元聯邦撥款被撤銷，西北大學和康奈爾大學遭政府凍結的經費分別為7.9億美元和10億美元，普林斯頓大學、布朗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等21所高校被告知可能面臨聯邦經費被砍，原因包括未能保護學生免受“反猶主義”傷害等。作為應對財務受限之舉，哈佛大學捐贈基金正在準備出售約10億美元私募股權基金的股份，普林斯頓大學也考慮出售約3.2億美元應稅債券。

“反猶主義”是特朗普與多所大學矛盾爆發的直接導火索，背后則是多元文化價值觀與保守主義價值觀以及黨派立場的一次公開對決，民主黨奉行多元文化主義，在校園推行所有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政策，特朗普代表的是民粹保守主義，具有強烈的反智傾向，將學術界的“進步主義議程”如批判種族理論、包容性項目等看成是脫離現實的精英說教。對于特朗普來說，他必須通過重塑大學文化，將更多常春藤高校納入自己的控制之下。

受到聯邦政府削減經費的影響，霍普金斯大學將在美國境內外裁減超過2000名員工，賓夕法尼亞大學宣布削減35%的研究生招生，南加州大學宣布暫停部分博士生項目的招生。在政府宣布凍結22.6億美元聯邦經費不到一天的時間，哈佛大學太空飛行對人體影響等一系列大型合同無奈中斷。霍普金斯大學旗下霍普金斯醫學院因政府撥款沖擊，每年將損失2億美元，致命感染等重大研究項目可能胎死腹中。

哈佛大學等美國常春藤盟校歷來是自由思想和學術創新的重要陣地，作為當代社會知識生產與科技創新中心，不僅推動批判性思維、科學實證與多元價值觀的發展繁榮，而且大量的基礎科學研究成為美國創新產業的基石，其中高校基礎科學研究—初創企業項目—大規模商業化的三步走模式成為了美國發展尖端技術的典型路徑。美國前財長、哈佛大學前校長薩默斯呼吁：“如果美國政府與我們的優秀大學開戰，這意味著讓美國成為世界羨慕對象的那種科學進步將急劇減少，這意味著治愈癌癥、糖尿病等疾病的努力將結束，意味著我們的國家安全面臨重大風險。”當科技與教育在強權壓制下走向沉悶與窒息，美國軟實力原有的亮麗色彩也必然會隨之暗淡下去。

被稀釋的國際話語權分量

從聯合國的建立到關貿總協定及后續世界貿易組織的創建，再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成立、世界衛生組織等各種公益機構的問世，以及安全聯盟體系北約組織的生成，甚至各種區域性貿易協定的簽署，美國在全球治理與區域合作的框架中都充當過發起人或者領頭羊的核心角色，最終也讓美國聚合出強大的軟實力，由此構成了美國在全球影響力的核心支柱。

二戰后建立起來的所有國際性組織都奉行多邊主義原則，但特朗普執政以后，美國便開始悖離多邊主義，取而代之的是“美國優先”理念以及由此發酵的單邊主義、霸凌主義以及外交脅迫主義。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的研究，在193個聯合國成員國中，美國在各國對聯合國多邊主義支持指數排名中墊底，成為最不支持多邊主義的國家。

特朗普認為，二戰后的全球秩序，包括多邊規則、機構和聯盟，使美國在貿易政策和對外防務支出中吃了虧，因此，這種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是一個糟糕的交易，于是特朗普以對抗性思維處理所有經濟關系，最為典型的行為就是將“關稅之墻”越壘越高，除了進口鋼鐵、鋁和汽車征收25%關稅，還向所有貿易國開征“對等關稅”，甚至連海地這樣一個瀕臨崩潰的最不發達國家，也要加征10%的“基準關稅”。這種粗暴且無情的行為，不僅導致國際貿易多邊自由化體系破裂，也令全球產供鏈發生嚴重斷裂，并加深世界不同經濟體的貧困化鴻溝。

特朗普這種自我利益之上的行為，也讓許多國家重新審視與美國的關系，至少對美國多了一份警惕，并降低對美國的依賴度、關聯性與信任度。按照皮尤研究中心去年公布的一項針對34個國家的民意調查報告，在相對富裕的21個國家中，有10個國家對美國好感度下降了6個百分點或更多，其中澳大利亞、以色列、南非和德國好感度降幅最大,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對美國的好感度更是降至個位數，這種趨勢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會進一步惡化。

外交上特朗普也是盡顯霸凌。面對中東亂局，特朗普要求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釋放以色列被扣押人員，否則“所有哈馬斯成員都不會安全”；在伊朗核問題上，聲稱“要么談判，要么動武”；圍繞烏克蘭危機，特朗普用對俄羅斯制裁加碼和向烏克蘭停止援助的威脅來強迫雙方按照美方要求進行談判，并最終獲取了烏克蘭石油、天然氣的開采特權；站在本土往南看，除威脅拉丁美洲國家巴拿馬外，特朗普也放出收編加拿大與墨西哥的狂言。這種近似“舊式帝國主義”的行事風格，讓許多國家不寒而栗，并選擇拉開與美國的關系距離。

在全世界范圍內不停“退群”成為了特朗普的標配，第一任期內，特朗普帶領美國退出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中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巴黎氣候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等12個國際組織，第二任期開啟至今，特朗普又決定對被拜登恢復加入的世衛組織停止提供任何資金和資源，宣布暫停支付世界貿易組織2024年及2025年會費。也正是因為特朗普的“攪局”，世貿組織專家終裁機構至今癱瘓了8年之久。當然，無論是“退群”還是“攪局”，都必然顛覆國際社會對美國作為“調停人”或“救火者”的原始認知，并加速尋求建立力量更均衡的治理框架。

按照軟實力概念的首先提出者、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的觀點，特朗普不理解軟實力，對權力的理解僅局限于脅迫和交易，其排他性民族主義和短視交易主義正在削弱美國的全球影響力，因此，特朗普第二個任期將成為美國軟實力的“艱難四年”。單邊主義也罷，霸凌主義亦然，脅迫外交也好，美國從中可以收獲到八面威風與不可一世的快感，同時也必然喪失更多國家與國際社會的信任性投票，昔日為美國盡情支配的軟實力話語權權威與強勢體系也會悄悄發生松動與解構。

（作者系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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